與經歷苦難的人同行是一個有意義的使命，然而使命背後卻潛藏著危機，在持續不斷地付出愛心與關懷之下，心靈會枯乾，情感會乾涸，一不留神，使命變成沉重的包袱，出現心靈能源危機，為同行者的精神健康帶來重大威脅。

2018年10月，英國一個關於工作壓力的報告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2018) 指出，從事醫護、教育、公共服務的專業人士所經驗的工作壓力、焦慮抑鬱狀況均高於整體所有行業；從事這些工作的受訪者中，超過六成表示，在過去一年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焦慮症狀，他們自評的工作壓力程度也超過其他行業。從事服務性質工作的人經驗「過勞」的情況而影響健康的機會也較高。

「過勞」（burnout）

2019年 5月，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過勞」（burnout） 納入最新的第11版《國際疾病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意思是「過勞」 並不是一個現狀，而是一種心理症狀，其定義為「長期無法排解工作壓力而導致的症候群」。世衛指出，「過勞」有三個症狀：(1) 感到精神消耗或精疲力盡； (2) 對工作產生抽離、負面或懷疑的感覺； (3) 工作效率降低。根據疾病分類，「過勞」專指職場環境產生的現象，並不適用於生活其他方面。研究指出，影響工作過勞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作量和職場的人際關係壓力（O’Connor, Neff & Pitman, 2018）。

「過勞」 使人情緒低落，心裏痛苦難受。承受較大壓力的時候，不單影響情感，認知層面也可能扭曲，思想變得負面，視野亦變得狹窄，世界也因此而變得不真實、缺乏意義；同時自我控制力也變弱，容忍程度也降低，甚至覺得自己的感覺和行為不屬於自己。「過勞」是一個工作壓力累積的過程，由開初的充滿熱誠 (enthusiasm) 到停滯不前(stagnation)，慢慢變成失望沮喪 (frustration)，最後冷淡無情 (apathy)。 長期在高壓力的情況下工作，會因無法排解工作壓力而出現情緒困擾，人際關係也出現困難， 工作環境變得不理想、不開心。

「過勞」是一個心理綜合症（psychological syndrome），特別發生在前線助人工作者身上。近年研究指出，從事與心理健康工作有關的專業人士 （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心理輔導員），雖然在崗位上獲得工作滿足感，但是長期處身於具挑戰性的環境中（例如家庭暴力、災難現場），同時也會出現特別高的情感耗盡 （O’Connor et al., 2018）。情感耗盡 （exhaustion）和精疲力竭 （fatigue） 是「過勞」的主要特徵。

「憐憫心疲勞」（compassion fatigue)

近年出現一個名詞 compassion fatigue（憐憫心疲勞；另有翻譯為：悲憫疲憊／同情心疲勞），形容從事助人工作的專業人士，透過聆聽和關懷，長期置身於他人的苦難故事之中，因而出現負面精神狀態。美國心理學教授 Charles Figley （1995）為這群站在社會前線，與經歷苦難和創傷的人同行的專業人士，寫出了他們內心感受和變化：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置身於創傷的場景中，但是我們聆聽了嚴重創傷經歷的故事詳情。我們聆聽了很多關於傷痛的故事經歷，或者因為我們有天賦的恩賜──強力的同理心；所以我們感受痛苦……我們感受到對方的強烈感受，經驗他們的恐懼，最後我們的樂觀、幽默、盼望也消失了，我們心力虛耗、筋疲力竭。雖然我們沒有病， 但是「我」不再是「我」了。』

“We have not been directly exposed to the trauma scene, but we hear the story told with such intensity, or we hear similar stories so often, or we have the gift and curse of extreme empathy and we suffer. We feel the feelings of our clients. We experience their fears. We dream their dreams. Eventually, we lose a certain spark of optimism, humor and hope. We tire. We aren’t sick, but we aren’t ourselves.”

「憐憫心疲勞」是長期付出關懷和愛心的代價，cost of caring（Figley, 1995）。助人者長時間與遭遇苦難的人接觸，聆聽他們的悲慘經歷，並且在缺乏情感支援或有效的自我照顧情況下，出現身心靈疲勞和耗損（Figley, 2001）。他們除了付出關懷和愛心之外，同時亦面對那創傷和苦難，從而造成心理壓力、挫敗感、憂傷和焦慮，就像金屬疲勞一樣，因為長期反覆受壓和屈折，終於金屬的性質改變，固然失去原本功能，甚至自身受到嚴重損害。

概念上「過勞」與「憐憫心疲勞」很近似，當事人都感到精疲力竭、心力虛耗，工作滿足感慢慢遞減，甚至減少與人接觸，覺得自己的感受、感覺、情感和行為並不屬於自己。文獻指出「憐憫心疲勞」與「過勞」主要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包括兩個重要特質：(1) 創傷經歷； (2) 助人者產生本質改變，對自己感到陌生（Pehlivan & Güner, 2018）。

「憐憫心疲勞」嚴重影響健康情況，症狀包括：高度焦慮、長期處於戒備狀態、失眠、認知／思考能力下降，出現強烈情緒（例如憤怒），行為／判斷受影響，感到孤獨、精神不振、抑鬱 （可能有創傷後壓力症癥狀），甚至失去自我價值、失去盼望、失去意義；身份感、世界觀、靈性也受影響（Branson, 2019; Sinclair et al., 2017）。

「憐憫心疲勞」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助人者在關顧過程中，以豐富想像力聆聽創傷故事，以強烈同理心與受助者再次經歷苦難現場，他們彷如置身在不幸的事故中，看見受助者所看見的悲慘景象，感受對方所感受的傷心痛苦。這些創傷經驗甚至入侵了助人者的私人生活，苦難的場景在日常生活腦海中浮現，甚至發惡夢，這些持續地出現的情況，稱為「續發性創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or Vicarious Trauma）。

張純如的故事 

張純如 （1968-2004）是一位美籍華裔新聞從業員和作家。她自幼從祖父母口中認識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同理心推動她關注這個歷史事件。1997年她出版了著名的英文歷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這本書在美國成為最暢銷書籍，並帶來巨大影響，讓美國人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在中國南京進行大屠殺的情況。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透過長期接觸一份份血腥殘暴的紀錄，張純如將自己持續暴露於苦難中，使得她內心受盡煎熬，並帶來創傷記憶；同時為了蒐集資料，她工作異常的投入，在缺乏睡眠和體力透支的情況下，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加上其他生活壓力，例如當時書籍出版後，受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威嚇，導致她精神崩潰，最後於2004年11月9日自殺了，時年36歲。

這是一個「續發性創傷」的經歷，張純如並非親自經歷南京大屠殺，她是透過聆聽倖存者的故事，將自己置身於當時的情境中，直接與當事人再次經歷屠殺 （re-tramatized），圖像惡夢甚至在她的現實生活中持續地出現。張純如曾經告訴媽媽，她每一天都與這群屠殺的倖存者共同生活。

經驗「憐憫心疲勞／續發性創傷」並非個人軟弱的表現，而是具有同理心能力和關注社會不公義的情況下可能有的經歷，正如張純如的丈夫形容的，他太太是一位「有才華、值得信任、有自信的人，一旦確定目標就勇往直前，全心投入，從不輕言放棄。」

從張純如的故事可見，出現「憐憫心疲勞／續發性創傷」並非只在某些指定工作行業，關鍵因素在於同理心 ── 對遭遇苦難不幸的人所懷的同理心（Sorenson et al., 2017）。

助人滿足感

與「憐憫心疲勞」共存的另一相關概念是「助人滿足感」（compassion satisfaction）。「助人滿足感」是助人過程中的心理回報，可以補償助人過程中的付出與虛耗，例如有醫護人員曾經形容，可以幫助拯救一個生命給他帶來極大的滿足感和肯定，而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卻十分疲累。「助人滿足感」和「憐憫心疲勞」是兩個既不同又相關的概念（Pehlivan & Güner, 2018），在助人過程中既獲得滿足感，又同時經歷「憐憫心疲勞」。

文獻指出「照顧自己」（self-care）是應對「憐憫心疲勞」的有效策略（Zhang et al., 2018）。現在坊間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資訊，教導關於照顧自己的方法。除此以外，正確認識助人工作的性質也同樣重要，一方面不要低估助人工作的情緒負擔，另一方面也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容易陷入「憐憫心疲勞」的不利因素

助人者容易陷入「憐憫心疲勞」的不利因素包括：傾向追求完美、豐富的情感和不習慣接受幫助。

追求完美的傾向

完美主義本身不是病態行為。「健康的完美主義」對自己有高標準，追求發揮潛能，享受達到目標後的成功感，但是容許自己做不到，接納自己並不完美；如果未能達到目的，絕不懷疑自己的能力，也不怪責自己，反而藉此重訂策略，繼續向前行。相反, 「不健康的完美主義」為自己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或者將現實與完美標準之間的差異理解為個人能力不足，於是常感沮喪，並產生自我懷疑，「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信念為自己帶來更大的焦慮。助人者常有一股壓力要去表現 （the pressure to perform），產生出一種追求完美的需要，這樣對助人者的精神健康非常不利。今天是一個前所未有追求完美的時代（Curran & Hill, 2017），過份追求完美的人容易將事情簡單化和災難化，例如：需要完美的老師不能接受自己因病請假，他們將「因病請假」理解為「不負責任的表現」；輔導員將「不能消減求助者的抑鬱情緒」理解為「自己的失敗」，或者將「不能改善求助者的人際關係」理解為「自己不再適合擔任輔導工作」，這樣不能客觀地評核自己的工作，無形中增加自己的心理壓力。助人者看待自己的方式和內心那個挑三揀四的聲音，為自己帶來最大傷害。助人者的使命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與悲傷及失落者同行，在漫長的路途中，彼此訴說與傾聽，或許更有能力走過沉重困難的生命經驗，繼續前進。我們不單是苦難的同行者，更是上帝恩典的見證者。

豐富情感

有效的助人工作關鍵因素是助人者對人的需要非常敏銳。雖然當事人沒有詳細解釋，但是助人者也能夠清楚理解其需要和掙扎，並感受到他的喜怒哀樂，這是同理心能力的表現。助人者越有恩賜從事同行關懷的工作，越大機會產生「情感超載」，盛載別人過多的情緒和感受，容易「感情氾濫」，一花一草也可能牽動情緒，心理界線也變得模糊，甚至可能將事情「個人歸因化」，意思是「他不能改變是因為我」、「如果我能夠對他多點關心，他就不會那麼淒慘」、「如果我能夠和他多見面傾談，他就不用流太多眼淚」。「同理心」需要情感和思考兼備，沒有思想的情感，行為容易變成衝動，帶著同情心的反應未必能夠真正配合對方的需要，同情心泛濫叫人容易失去客觀視野，能夠感受受助者的憤怒、怨恨和痛苦未必是帶有功效的憐憫與關懷。能夠發揮功能的「同理心」是思想引導著情感的表現，以愛心和知識，從不同角度和位置，理解當事人的實際處境和需要，然後作出的回應。

不習慣接受幫忙

有人認為讀心理輔導的人只會幫助人卻抗拒接受幫助。在成長過程中，助人者可能習慣了犧牲自己照顧家人，習慣了不平等的施與受，忘記了自己的需要。無論在工作或家庭生活中，「助人者／照顧者」成為了他們的主要身份，「靠自己」可能成為了他們的人生信念，以為靠自己能夠解決生活中所有問題，對於「照顧自己」既感到陌生，也不擅長。他們的犧牲確實曾經為家庭帶來幫助，可是這個態度／信念在助人工作過程中卻可能是絆腳石，並帶來危機，令他們不懂得也不習慣接受幫助。應對包含苦難危機元素的助人工作，建立堅韌資源是重要的策略，堅韌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健康穩妥的人際關係（Selby, 2014）。助人者的堅韌資源包括朋友，助人者需要關心，需要同行者。

應對心靈能源危機的兩個主要策略

不做救世者

研究指出，帶著「救世者」信念的人傾向容易陷入「憐憫心疲勞」，這個信念推動助人者將陷於苦難中的人拯救出來。雖然助人者有使命服侍某個指定群體 （例如：服侍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群體），但是不要誤會自己是救世者，能夠把他們從苦難中都一一拯救出來。助人者帶著憐憫心與遭遇苦難的人同行，這個使命卻不能使人成為救世者。助人者的使命不是做救世者。

不做獨行俠

有人認為讀心理輔導的人難以相處，情緒、思想、言行舉止表現古怪。心理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和心理狀況，對人的認識愈多、越深入，越不喜歡人，越難接受人是不完美的，對人也變得挑剔，不容易信任，也傾向帶著抽離、質疑、批判的態度與身邊人相處，漸漸地，從事心理輔導工作的人變得愈來愈少朋友。為了應對心靈能源危機，助人者不要做獨行俠，無論以什麼身份做心理輔導工作的人都需要朋友、需要關心、需要同行者。另外切勿以案主成為助人者的主要朋友，透過幫助別人滿足自己的需要是不健康的，甚至是危險的。助人者先留意察覺自己的狀態，才可以專心地與對方同行，減低機會將自己的困擾、包袱與對方的綑紮在一起，阻礙我們與他們同行。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問題、困擾，如果我們自認沒有，那就欺騙自己了。

曠野中的盼望

與經驗創傷苦難的人同行，從人的角度看，是「帶著盼望進入沒有盼望」的使命，最初希望為破碎受傷的心靈帶來盼望，過程中，助人者／同行者的靈性卻經驗受傷和衝擊，對自己的身份、使命感到迷惘，甚至絕望，對世界也失去意義和信任。從信仰的角度看，上帝就是憐憫（出埃及記34:6 ）。與受苦的人同行，是與上帝同行，過程中透過聆聽對方的創傷故事，見證著曠野中的無助、創傷中的割裂、苦難中的混亂。同行者是真實苦難中上帝的見證者。

 

參考：

1. Branson, D. C. (2019). Vicarious trauma, themes in research, and terminolog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Traumatology, 25(1), 2-10.
2. Curran, T. & Hill, A. P. (2017). Perfectionism is increasing overtime: A meta-analysis of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from 1989 to 2016. Psychological Bulletin. http://dx.doi.org/10.1037/bu10000138.
3. Figley, C. R. (1995). Compassion fatigue: Coping with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ose who treat the traumatized. New York, NY: Brunner/Mazel.
4. Figley, C. R. (2001). Renewing spirits: Lessons from thirty years of trauma work. Invited keynote address to the William Wendt Center for Loss and Health Conference on Illness, Grief & Trauma, Washington, DC., October 6, 2001.
5.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2018). Work related stress depression or anxiety statistics in Great Britain.
6. Iris Chang’s biography. The Official home page of Iris Chang. http://www.irischang.net/about/index.html
7. Selby, S. F. (2014). Hope in the wilderness: Addressing compassion fatigue in professionals who work with individuals in crisis. Journal of Religious Leadership, 13(2), 83-109.
8. Sinclair, S., Raffin-Bouchal, S., Venturato, L., Mijovic-Kondejewski, J. & Smith-MacDonald, L. (2017). Compassion fatigue: A meta-narrative review of the healthcar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69, 9-24.
9. Sorenson, C., Bolick, B., Wright, K. & Hamilton, R. (2017). An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of compassion fatigue.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49(5), 557-563.
10. O’Connor, K., Neff, D.M. & Pitman, S. (2018). Burnout in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European Psychiatry, 53, 74-99.
11. Pehlivan, T. & Güner (2018). Compassion fatigue: The known and unknow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Nursing, 9(2), 129-134.
12. Zhang, Y. Y., Zhang, C., Han, X. R., Li, W. & Weng, Y. L. (2018). Determinants of compassion satisfaction, compassion fatigue and burnout in nursing: A correlative meta-analysis. Medicine, 97(26). 1-7.

原載於《建道通訊》198期，2020年1月，頁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