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邊緣:香港堂會史研究/黃彩蓮
邢福增博士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一書,認為1980年以前香港史研究屬「邊緣學科」,而香港教會史研究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至「九七」前後,因着回歸的刺激,本土研究愈益普及,香港史研究逐漸脫離邊緣化,而香港教會史亦漸受學者重視。[1]
筆者在2011年曾做過「華南基督教區域史研究之課題計量分析」,共蒐集了二百五十八本華南地區的基督教史著作,[2] 發現著作最多是台灣的基督教史,有一百二十四冊,其次是香港的基督教史,有五十三冊。[3] 而其研究課題佔最多的是「宗派 / 堂會」歷史,共十六冊,次之「通論」性的研究有十三冊。就此而論,「宗派 / 堂會」的研究,是香港基督教史的顯學,但仍以宗派的歷史研究為主。直至2011年之後,這幅圖畫出現一些變化,此即愈來愈多堂會史面世,可見香港堂會史研究,已是「不再邊緣」的香港教會史研究。因此,本文將從「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及「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三個題目作以下論述,盼望藉此鼓勵更多教會重視其堂會史的研究。
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
回望二十一世紀自始至今,共有八冊香港堂會史書籍面世。其中四冊在2000至2010年十年內出版(表一),另外四冊則在2011至2015年五年內出版(表二),可見出版速度增加了。種類方面,其中四冊是聖公會堂會的研究,另外四冊分別是浸信會堂會、中華基督教會堂會、潮人生命堂及宣道會堂會的研究。然而,近五年出版的著作,則以聖公會為主,反映她們相當重視自身的歷史研究。至於作者方面,有些是研究自己宗派、自己教會,亦有些本身與研究的堂會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被邀請參加該項研究的學者。在堂會的年份方面,主要是百年史的著作,只有一本「宣道會北角堂」為六十年史。
表一:2000至2010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 《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4] |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5] | 《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6] | 《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7] |
作者 | 李金強 | 劉紹麟 |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 | 邢福增、劉紹麟 |
出版年份 | 2002 | 2003 | 2009 | 2010 |
研究的堂會 | 香港浸信教會 |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 聖三一堂 |
堂會的宗派 | 浸信會 | 中華基督教會 |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 聖公會 |
研究堂會的年份 | 百年史1901-2001 | 一百六十年史1843-2003 | 百年史1909-2009 | 一百二十年史1890-2009 |
表二:2011至2015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 《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8] |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9] |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10] |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11] |
作者 | 黃彩蓮、陳以恆 | 周佳榮、黃文江 | Stuart Wolfendale | 魏克利、陳睿文 |
出版年份 | 2013 | 2013 | 2013 | 2014 |
研究的堂會 | 宣道會北角堂 | 聖保羅堂 | 聖約翰座堂 | 聖馬利亞堂 |
堂會的宗派 | 宣道會 | 聖公會 | 聖公會 | 聖公會 |
研究堂會的年份 | 六十年史1952-2012 | 百年史1911-2011 | 一百五十年史1849-1998 | 百年史1912-2012 |
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
過去的香港教會史研究,較多集中於宗派的百年史,成果有崇真會、禮賢會、聖公會、循道會、浸信會在華的百年史。[12] 這些百年史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局限於香港,還包括她們在華教區的歷史發展,屬宏觀的歷史。
李志剛牧師曾指出:
「香港基督教」,應指香港基督教會及團體所主辦的堂會、基址、團契、中心、學校、醫院、老人院、兒童院、盲人院、出版社等等有關的機構和組織。[13]
因此,在宏觀歷史之下,我們也不能忽略堂會的歷史,此乃香港基督教歷史重要的一環。
除此之外,自1842年香港開埠,差會開始在香港開基並建立教會。截至十九世紀末,在香港從事傳教工作的,以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美部會、聖公會海外傳道會、巴色會、巴冕會為主。從二十世紀初至抗戰爆發,五旬節會、便以利會、神召會、復臨安息日會、華南四方福音會、永生門、五旬節聖潔會、真耶穌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及救世軍也先後在港傳教。[14] 據1941年的香港教會統計數字,共有四十五間堂會,而其中二十四間至今已超過一百年歷史。在二十四間百年老店中,已出版百年史專書的,卻只有六間,包括:合一堂、香港浸信會、聖三一堂、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聖約翰堂。[15] 由此可見,尚有不少堂會有資格成為百年史系列的研究對象。
在1949年後,不少信徒與宣教士南下,促成更多新教堂會的建立。在五六十年代,教會的數目迅速增長(表三)。從1955至1958年,便增加了一百零六間教會,但之後的四年卻出現放緩,只增加五十間教會。到1962至1968年間,隨着國內文化大革命及時局持續不穩定,不少人逃難至香港,因而造成教會再次迅速增長,共增加了一百二十六間。從表列所示,至今已接近或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堂會,可能有五百間。這些堂會裏,已出版歷史專書的,主要是本人與陳以恆在2013年合著的《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因此,實在有很多堂會仍待研究。
表三:五六十年代教會與信徒的數目[16]
年份 | 1955 | 1958 | 1962 | 1968 |
教會數目 | 188 | 294 | 344 | 470 |
會友人數 | 53,917 | 73,470 | 112,200 | 159,359 |
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裏,「五十年」又稱為金禧年,是相當值得紀念的日子,何況「一百年」呢。假若堂會在港已屹立超過一百年,她們必定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香港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因此,堂會的故事可讓我們從側面認識香港百年歲月的艱辛與興旺,實在是香港歷史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頁。就算堂會只是六十多年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難民潮湧入香港的情況,絕對是香港教會史、香港史的縮影,是整體的一部分。劉紹麟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的結語,便形容該堂的歷史,對其會友及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具啟發意義:
這一個半世紀的合一堂歷史,某程度也是香港教會史的一個縮影。如早期在港建基時遇到的困難,華人教會與差會的關係、自立的奮鬥、與全國教會的整合、戰後在港植堂、辦社會服務等等、這種種經歷都不是合一堂所擁有,在香港建立教會多少也曾面對過這些問題。是以合一堂的歷史,不單對其會友才有意義,對於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也具啟發意義。[17]
雖然堂會史在宏觀歷史之下,只是微觀性、個案性的研究,但這些研究,亦可以補足對整體歷史的認知。例如,李志剛牧師在1997年曾提出香港教會增長的四個要素:一、差會創設及援助;二、興辦學校;三、開設社會服務事工;四、政府資助宗教團體政策。[18] 筆者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卻發現多一個增長的因素,此乃領袖與信徒南下,造成教會興旺發展。「宣道會北角堂」在五十年代開堂時,除了得着差會多方面的支持,還有好牧者滕近輝牧師的帶領,以及眾多信徒南下,以至教會在五十至八十年代人數迅速增長。[19]
綜上所述,堂會史實在是香港教會歷史、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如何徹底全面地研究堂會的歷史?如何不停留於教會的紀念特刊內,而讓這些歷史故事,可供其他教內與教外人士參考?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問題。
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
筆者研究教會歷史的啟蒙老師,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牧師。他在2000年,便撰寫學院第一本「香港教會研究系列」專書《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2002年,我修畢第一個神學學位,便師從梁家麟牧師,進修第二個神學學位,毅然進入教會歷史的研究,在2002至2003年專心研究香港族羣教會的歷史—閩南人的教會。那時,全港共有十二間閩南教會(包括分堂),因此我的研究,便是研究十二間教會的堂會史,並整理分析這類方言教會的獨特歷史,研究成果在2005年出版。[20] 及至2013年,我有機會出版第二部堂會史專書,此即自己堂會「宣道會北角堂」的六十年歷史與傳統的研究。
回望十多年的堂會史研究,自問仍有很多不足之處。然而,我也希望藉着自身的經驗,以及其他學者的成果,提出研究堂會史的注意事項,藉此鼓勵更多人投身這門學術研究,開創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我們需要廣泛搜尋堂會相關的文獻史料,包括堂會歷年的崇拜周刊、周年紀念特刊、會議記錄、各類出版物、舊照片等等。在廣泛的史料裏,我們需要先閱讀堂會的周年紀念特刊,從而迅速掌握堂會的簡史,並且尋找合適的研究方向。除了在教會內尋找史料,我們也需要注意堂會以外的史料,包括差會檔案、政府檔案、基督教報章與刊物、香港報章等。例如,在政府檔案方面,可以蒐集二戰前後香港政府記錄香港每年的統計資料BlueBook、英國殖民地部關於香港的檔案(Colonial Office 129,簡稱CO129);在基督教報章與刊物方面,可以蒐集《中華基督教會年鑒》、《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等刊物的相關資料。筆者與陳以恆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堂史時,便需要參考美國宣道會的檔案、香港報章、香港五十年代的地圖,香港的舊街道等堂外史料。
第二,我們需要做口述歷史訪問。做訪問之前,我們可以讓對方簽署同意書,好讓對方同意訪問被採用在出版內。若我們不屬於其堂會成員,更需要建立人脈關係,從關鍵牧者、領袖或資深信徒,尋找合適者進行訪問。而訪問內容,難免聽見受訪者對教會的評價,甚至涉及內部「醜聞」以及不愉快事件。就着這方面的問題,梁家麟曾如此提點:
我們必須持謹慎與負責任的態度,絕不就有關事件作壓迫性的追問,若是被訪者不願說下去,便要趕快轉換話題。總言之,訪問盡可能是在輕鬆友善的聊天氣氛下進行,讓參與歷史的人物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憶述他所參與過的歷史。[21]
在訪問之後,我們亦可以按需要邀請對方轉介其他人士接受訪問。至於訪問形式,最好是面對面,但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時,也曾以書信訪問身處海外的創堂老信徒。不論以何種形式進行訪問,必然有助我們重構堂會的歷史面貌。
第三,我們需要列出堂會的大事年表,再由大事年表及香港的時代變遷,釐訂出堂會的年代分期。周佳榮與黃文江在研究「聖保羅堂」的歷史時,亦編纂了聖保羅堂的大事年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表》[22],以至更能夠掌握堂會的歷史,以及作出適切的分期。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的歷史時,由於涉及眾多堂會,而她們創立的年份不同,因此我採用香港重要的年代作為研究的分期。[23] 筆者與陳以恆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由於看見遷堂是堂會歷史的重要大事,因此以堂會的遷堂年份來進行分期。[24] 故合宜的年代劃分,可以反映堂會歷史的特色。
第四,我們不能忽略開堂前或當時差會與社會的歷史李金強教授在撰寫「香港浸信會」及「潮人生命堂」的歷史時,皆以一章論述教會所屬宗派及其宣教士在華的歷史。邢福增與劉紹麟撰寫的「聖三一堂」歷史,便難得結合了不少九龍城、九龍寨城、香港的歷史,讓讀者從堂會更多認識本土及區域的歷史。[25]
第五,採用甚麼方法來撰寫堂會史,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若只是按時序陳述故事,內容難免冗長及沈悶,並且不能突出其意義與獨特性。魏克利與陳睿文研究「聖馬利亞堂」的歷史,便採用「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一概念來理解一個牧區的起源、發展和成長。[26] 他提出的「處境化」,也包括神學、文化研究、社會學、音樂學等其他學科。因此,堂會史也需要結合不同學科進行研究。
第六,在撰寫堂會史時,我們需要適量加插相關圖片,以增加其可讀性。筆者與陳以恆撰寫「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便在每章採用了不少彩色的舊照片,以及繪製地圖與圖表,以更加吸引讀者認識堂會的歷史、發展與地理位置。至於「聖三一堂」,由於她是一間充滿中國色彩的教堂,因此全書適量加插堂會建築照片,增添不少藝術色彩。Stuart Wolfendale撰寫「聖約翰座堂」的歷史時,卻只採用舊式的寫作手法,只把少量圖片集中在書本的中央位置。對於這間歷史悠久、建築相當美麗的堂會,實在有點失色。
第七,藉着堂會史研究,我們也可以尋索教會的屬靈傳統,從而幫助信徒延續先賢留下來的寶貴榜樣與使命。筆者計劃撰寫「宣道會北角堂」時,便刻意分開「歷史篇」和「傳統篇」兩個部分,而筆者集中鑽研後者,花了不少精神,從宣道會與北角堂兩個方向,重尋教會七個屬靈傳統的歷史故事。[27]
除了上述的注意事項,我們每一個做堂會史時,必然遇上蒐集資料的困難,並惋惜教會已散失了不少史料。筆者藉此呼籲各堂會,必須明白史料保存的重要性,以免日後難以為自己堂會重尋與傳揚上帝奇妙的作為;難以把教會美好的傳統延續下去。
結語
2017年,將是更正教成立五百周年,馬禮遜來華二百一十年。與此同時,不少堂會將成為百年老店,或加入慶祝金禧、甲子年。故今天堂會史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緩的教會事工。在2009年,邢福增曾如此形容堂會史的研究:
能夠如此近距離及深入地檢視聖三一堂牧區的過去與現在,特別是在時代變遷下反省教會的使命,使我有很深的體會,於我亦是一次深刻的屬靈之旅。這再一次證明,嚴謹的學術研究也可帶來深邃的靈性經歷。[28]
學術研究,與靈性並非兩碼事。如何善用堂會史的研究,從而建立堂會信徒的靈性,值得我們各堂會深思。另一方面,邢福增也提醒我們:
我們亦要知道,將來的歷史撰寫如何書寫及評價,端在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參與。我們都在寫「歷史」。[29]
原來我們每一個信徒,正在參與撰寫堂會的歷史。不過,你們堂會的歷史,仍然是「被遺忘」的事工?還是「不再邊緣」的事工?願我們一同努力!
註: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頁185-7。 [2] 筆者所指的「華南」,包括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等七個地區。 [3] 黃彩蓮:《福音在南陲:浸信會與宣道會在廣西的傳教與事工(1862-1945)》(香港: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2014),頁27、295-8。 [4]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5]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 [6]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 [7]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 [8]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13)。此書可以在宣道會北角堂的網頁免費下載(www.npac.org.hk)。作者黃彩蓮是北角堂牧師,陳以恆是北角堂會友。 [9] 周佳榮、黃文江:《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作者周佳榮是聖保羅堂會友。 [10]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作者在聖約翰座堂聚會。 [11]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4)。作者同是聖公會人,但並非參加聖馬利亞堂。 [12]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9-211。 [13] 李志剛:《香江牧聲》(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2010),頁84。 [14]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12-3。 [15] 劉粵聲編:《香港教會史》(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年第二版),頁349-352。 [16]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7]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頁253。 [18]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9]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頁176-7。 [20] 黃彩蓮:《香港閩南教會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5)。 [21]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26。 [22] 周佳榮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表》(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2012)。 [23] 在《香港閩南教會研究》一書,我主要把她們的教會歷史分三個時期論述:(一)1938至1948年,由第一間堂會開始的年份,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二)1949至1965年,由新中國成立,至1966至1967年的暴動之前;(三)1966年之後。 [24] 在《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一書,我們分六個時期論述:(一)北角道時期(1952-1958);(二)馬寶道時期(1958-1968);(三)雲華時期(1968-1991);(四)康澤早年(1992-1997);(五)九七之後(1998-2005);(六)今日北宣(2005-2012)。 [25]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4-6、62、171-4。 [26]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頁3。 [27] 「宣道會北角堂」的七個屬靈傳統,包括:(一)謙卑者才可以蒙恩;(二)和睦同心,彼此尊重;(三)施比受更為有福;(四)一切以神為中心;(五)以真理教導為本;(六)信心認獻;(七)愛教會。參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頁166-317。 [28]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7。 [29]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4。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4期,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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